初中时地理老师在黑板上挂上世界地图，教鞭所指的位置，让我们答出河流与平原的名字。新月沃地，两条河流并行注入波斯湾，右边的河流并不是幼发拉底河。那一年《爱在西元前》是校园里传唱最多的歌曲，底格里斯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些看似拗口的名字，不再成为地理课前小测试的困扰，而那定义着辽阔悠远河流高山的字眼，伸长了触角，一次次的触碰着我的好奇心，试探着我能为此走多远。
学生时代的生活按部就班，2006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出版《中国人的景观大道》，同学兴味盎然，时常与出生于川藏线上小城的我交谈。在这座距离家乡仅300多公里的县城里，还留有高原红的我戏谑告诉大家，家乡的人们住在草原上的帐篷里，小孩每天放完牛后才去上学，考大学是用骑马射箭的方式，射中哪所大学就读哪所大学。所有人对此深信不疑，这些描述符合大家懵懂的认知里界定的”蛮夷之地”。 家乡是连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一座汉藏聚居的小城。在我幼年的印象里，父辈们也会把折多山以西的那片土地称之为”关外”，关外意味着生存环境恶劣，远离文明和不开化。街道上裹着厚重破旧皮袄，拖着麻布口袋，身上有牛羊酥油味的人便是”关外的人”。那时才明白在我们界定着别人的同时，也被更远处的人们界定着，我们习以为常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竟是远方的人们眼里闪烁着光芒向往着的纯净之地。
（照片来自网络）
（朋友拍摄于康定樱花盛放时）
2014年的十月，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了阿里，开始了我的马年转山之旅。拉萨到塔尔钦的大巴，严格限制人数，只允许乘坐荷载数量一半的人，并且每辆大巴要求跟乘一名便衣警察，途经了不少关卡检查身份证以及边防证。紧张的氛围给旅途带来隐约的不安，带来不安的还有喜马拉雅的第一场雪，这场暴风雪造成了南麓尼泊尔39名登山者丧生，塔尔钦也因暴雪设置了关卡不让转山者进山。对高原长大的我而言，高反并不是最大的障碍，沿途铺垫的紧张气氛和对严酷环境的畏惧，对未知的不安让我在获知关卡放行后产生了退缩的心理。本想同信徒们同走这段朝圣的路，探究冈仁波齐何为印度教、藏传佛教认定的世界中心，此刻却被恐惧的情绪揪着往外逃。这个举动让同行的关叔媛姐迷惑，询问我缘由，安抚的同时也商量出了一条下撤的方案，如果在翻垭口时确有安全隐患，就下撤回塔尔钦，早点出发，留有时间余地前行或者后撤。
（照片为关山飞渡拍摄）
出发前的那夜整夜未眠，心脏在海拔5000米的稀薄空气里剧烈跳动，感知变得异常敏锐，挣扎并没有消退，反而愈演愈烈。五十六公里的山路，冰雪覆盖的垭口，高原多变的天气，每一条都跑出来挑衅我，每一条都足以压垮我。虽然艰难，但还是在凌晨两点起身同伙伴们一起向神山走去。宽慰我的是，进山方向信徒们手电的灯光，似一条流动的光带，告慰着我向前走，不要怕。凌晨的空气异常冷冽，山谷寒风呼啸，星空确是绝美。心肝脾肺肾似乎快要冻裂直至第一束光线照在身上，牧民的帐篷飘来酥油茶香。很多人和我一样曾在茶馆里，在温暖的屋子里喝过酥油茶，评说着酥油味的浓郁喜欢与否，而在这极寒的环境里才深知这一碗热茶于生活在高寒牧区人们的生存意义，而这一切在曾经的我看来是多么理所当然。
（照片为关山飞渡拍摄）
转山的路在继续，微妙的变化是，踏上这条路后，恐惧感随步履的前进消逝了。翻过海拔5700的卓玛拉垭口，体力消耗过大半，最后的一段路比预期更长。黑夜再度降临，远处塔尔钦的灯光如星空般触不可及，此刻仅有脚底的路，一步，一步，一步，向着归途延展。到达最后一个关卡已是次日凌晨，工作人员敲上管理章后，嘲讽着说这么千辛万苦转山你们可以荣华富贵了，当时疲惫的身体里竟升起一股怒气。在此后的时日里我时常想起这个瞬间，想起工作人员的嘲讽，也反思着自己的怒气。
（翻垭口时准备喝但早已冻成冰块的饮料）
（翻越卓玛拉垭口的路）
（翻过垭口后的路）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能理解为何翻山越岭折腾自己去看未知的风景，一种则不能。远离家乡才知道对家乡知之甚少，把自己扔在陌生的环境才意识到生存技能的匮乏。在过去几年的旅行经历中，也有过遍尝小吃狂刷景点，喝着旅途故事里的鸡汤，增加着地图上去过的点，空掉了钱包里的钱，暂缓了疲劳却增加了迷茫。在遥望星空的时候，感受着渺小，并告诉自己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只是为了活出一段对味的人生。而我此刻想说的意义在于经历艰难去体悟在不同生存环境下的人们如何生活，摒弃对他人的粗暴结论和偏见，尽可能的感同身受去学习去理解去尊重，以及撕掉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去梦想去破图去发现。
冈仁波齐如一座大金字塔耸立于阿里高原，是亚洲四大河流的发源地，雪峰附近发育了狮泉河、马泉河、象泉河和孔雀河,它们分别是印度河、雅鲁藏布江、萨特累季河和恒河的上源。置身其中，便知这世界中心的磅礴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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