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某个颠簸中醒来向外望去，天空跟海水的蓝色都被乌云吞噬了，灰蒙蒙的画面一直持续到飞机降落，预示着达尔文的雨季还有很久才能结束。海关没像上次那样把我的行李再翻个底朝天，我很开心，告诉他自己第一次来达尔文，他却忽然严肃起来，一字一顿对我说：“孩子听我讲，不要去海边游泳，还有，别一个人到处走。”
我谢过他，看了看黑漆漆的玻璃窗外，这座看起来友好的城市似乎隐藏着某种底线。
淡季的背包客栈相对冷清，我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住下，第二天早早起来办好电话卡。刚好李在附近，我们约定十分钟后见面。
“你的这张手机卡不行啊，我给你留言你都收不到，我带你去办。”
李是同样来打工度假的中国人，上面大概是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哦……”
他带我回到刚才的地方，办妥后又出来：“你怎么想着来达尔文呢？”
“因为之前没来过。”我想这样告诉他，但没等到我开口，他就继续说道，“这边现在是淡季很难找到工作，我一个月都没找到——就连丹麦人也找不到，我这里有几个合法的中介，有些是收费的有些不收费……还有你别到处乱跑，前一阵子有个人在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结果被鳄鱼吃了……你知道他们氵……”
我思考了一会儿，企图消化这些信息，但其实我不会游泳，他见我沉默：“你第二次来了吧，听Tina说你之前来过澳洲？”
我点点头：“嗯，之前在这边两个多月。”
他也沉默了一会儿，若有所思：“一会儿我带你去Coles（连锁的大型超市）吧，告诉你这边什么便宜。”
“……”
李明天就飞去布里斯班的一个家农场换宿，他在有限的时间里把一切经验分享给我，像是在叫我替他坚守住这座城市。为了不辜负这份热情，我假装是个白痴跟在他后面，在超市买了些牛肉，意面跟牛奶，这些都是好吃而且便宜的商品。我们到后来才谈起家乡、职业、理想，在这之前李把能帮助到我的事情都说了个遍，我不好打断，但一路上也收获了不少，不过相对于他，我能给予的实在有限。
达尔文比悉尼小很多，两天后我搬到不远处他住的那家YHA，在网上投了几份简历，又走出来沿着主街一如既往地挨家询问。
很快我来到一家汽车旅馆，老板三十岁左右，她接过我的简历看了看，用中文说道：“这边还在淡季，现在没有特别多的工作要做，你可以先过来住，我不收你房租你可以继续找工作，等一两周淡季过去我再招人。”
“对了，我叫Phoebe。”
她礼貌地对我笑了笑，我觉得她应该跟其他中国老板不一样，况且这个条件好像还不错，只是我觉得自己不能白住——况且我要尽可能在短时间内集好二签。
下午我继续扫街，还在李提到的那家中介做了登记，但都未果，我再次拨通Phoebe的电话，她已经决定试用我一周，并答应帮我准备好二签的材料。
第二天一早我搬到这家汽车旅馆，Phoebe递给我一把房间钥匙，房间在二楼，里面有两张大床，一个书桌，还有独立的浴室跟洗手间，比六个人合住的青旅大了不少。
我很满意地放下背包，把包里的衣服都掏出来放在其中一张床上，自己在另一张床上躺了一会儿，又马上下去看看能不能帮忙——毕竟下周就得开工了啊。
旅馆一共有四层楼，每层十几间屋子，但似乎大部分都空置着，我的隔壁住着一个看起来精神不太好的网瘾少年，楼上是几个自驾的游客和新西兰的工人，最下面一层则住着达尔文北边岛上的几家土著。
“这些黑人反而比较老实，白人有很多是笑面虎。”Phoebe跟我讲，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家愿意收留土著的旅馆，由于目前还是淡季，这些土著甚至被当作主要的收入来源，每个房间六十澳币，Phoebe要收他们一百。
我在旅馆的第二天遇到Sara，她是来自菲律宾的保洁阿姨。Sara问我是不是Phoebe的弟弟，我说我们算是朋友——或许以后是伙计，她让我住在这里，我帮她打扫一下卫生。
“那我会把你当作弟弟照顾的。”她说。
Sara教我怎样叠被子，怎样打扫浴室，她经常在打扫房间时插播一系列有趣的新闻或者笑话，让工作不那么枯燥，她会把退房客人房间里的新鲜牛排跟啤酒送给我，也会把自己的午饭分给我吃。
我在打扫房间时收到了中介的一条短信：“在达尔文南边六个小时的Mataranka，檀木农场，时薪22.13澳币，住宿跟吃饭每周210澳币。”
我犹豫了一下，工作结束后打电话询问中介，对方回复说已经没有名额了。
好在这边进展还算顺利，除了Sara阿姨，Phoebe在空闲时也不忘教我登记入住跟退房，只是目前没什么人在网上订房间跟所要发票，他们大多都推开门径直走到前台并掏出一张一百块的纸钞：“一个房间。”
住在112房间的是一个叫Lalara的土著老头以及他只会煎牛排却从来不放调料的老婆，一天我在洗衣房叠床单，Lalara提着水壶找到我：“它坏掉了！”
“……？”
他气冲冲地举起水壶：“掉在地上就坏了！”
我看了看，接过他手里的水壶，把底座的正反面调换了一下，重新递给他。
他豁然开朗地张开嘴，脸上添了许多条纵横交错的皱纹：“谢谢！”
……
从长相、性格、智力，这里的土著大都像是没太进化完全的人类，我遇到过很多睡在街道上的土著，老实说他们跟房间里的土著几乎没有差别，整天看起来无所事事；抽烟喝酒，周围经常散落着捏瘪的啤酒罐跟从各个烟灰缸里搜集来的二手烟头；打架，挥霍掉政府的补助再向路人伸手要钱，然后在傍晚醉醺醺地靠在墙头，嚷嚷着没人听懂的家乡话。
据说澳大利亚政府会每个月给他们发放一些补贴，供给他们生活——几乎等同于供给他们烟酒，但这些人的世界真就如此简单，他们所做的事情，所理解的善恶都基于他们的智商。感谢达尔文是一块包容性很大的城市，这里的大多数人不会讨厌他们，让他们做事情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
跟Phoebe说的一样，即使是猩猩，也比笑面虎要好。我慢慢地跟几个土著熟络起来，和他们聊天，碰拳，我甚至觉得他们很好相处——直到他们退房。
令Sara最头疼的就是土著们的房间，但她总在上班的第一时间优先清理它们，以免苍蝇在三十多度臭烘烘的房间里找到家的味道。我记得Sara带我打扫的第一个土著的房间，房间里霉味扑鼻，地毯上撒满了薯片渣，床单让碳酸饮料染成了一大块粉色，而饮料瓶都被踢到了床底下，冰箱的电源开着，门也开着，融化了的冰水从桌子一直淌到地毯上……
“打扫这样的房间不给加钱吗？”我问Sara。
她笑了笑：“不给，还要快点做呢。”
每周四晚上会有船只从达尔文北边的小岛上开过来，土著们拖家带口找到这家旅馆，告诉Phoebe自己有亲戚在里面并打算借住一晚，结果被她统统赶了出去。
他们的确有个亲戚，据说住在109房间的女主人是岛上某个家族的老大，而她的丈夫——并没有因为她的身份而高人一等，我见过一次她们吵架，他被女主人从屋里推搡出来，又不敢回去，只好在前台旁边的椅子上过了一夜。她们有一个小男孩名叫Michu，Michu每天会光着屁股不定时地在大厅巡逻，他走路磕磕绊绊的，常常以头抢地。
Phoebe跟土著旅客相处得还算融洽，她时常抱着满脸鼻涕的Michu玩耍，并用‘Nice to Meet U’逗他，她并不介意脏兮兮的Michu，但外面的土著让她难以招架。终于Phoebe在一个晚上报了警，她叫我下来帮忙，那是她最后一次抱着满脸鼻涕的Michu站在大门里面，看着大门外的警察赶走聚在一起还抱有一丝希望的土著。
第二天Phoebe把钱退给了Michu一家并赶走了他们，一周之后，我帮她照看店里时又见到Michu，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他的妈妈也不像之前那个呼朋引伴的家族老大，她走过来有些迟疑看了看我，问我有没有房间，我只好说没有。
她们没再追问什么，落寞地推开门走了出去。
淡季怎么会没有房间呢，除了Michu，她们都是知道真相的。
Michu一家走后的旅馆明显冷清了些，时间转眼又过去了一周，我从最开始只能帮忙叠床单倒垃圾，到后来在Phoebe离开的时候可以暂时照顾这家旅馆的生意，Phoebe也跟之前一样，把所有的技能毫无保留地教给我。
或许她以为我一定会留下来，或许我表现得很想留下来。
到了第二周早上，我问Phoebe有没有留下我的打算。
“没问题的，我也可以帮你准备二签的材料。”她跟最开始说的一样。
然后我跟她谈工资，Phoebe接过我的文件，那个集二签的说明，她忽然眉头紧锁，看起来有些为难。
“嗯，这些材料我都能帮你准备。”她又重复了一下。
我松了口气。
“这样吧。”她接着说，“每周我可以给你两百澳币，你免费住在这里。”
（按照达尔文最低的时薪标准，按上周的工作量计算我每周的工资应该是842澳币，税后。）
她见我沉默着，又思考了一下，或许是怕我觉得这个工资有不合理的地方：“这里住宿也挺贵的，一周要三百多块呢。”
虽然隔壁的YHA一周才一百多块，但是我没有跟她讨价还价的欲望，因为两百澳币的劳动力没有翻身做八百澳币劳动力的可能：“好的，那这几天我帮忙收拾房间，有空出去找一找其他工作。”
回到房间，我感到沮丧跟愤怒，虽然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别人都是吃一堑长一智，而我吃三堑才够。我不是不会英语也不是没被坑过，我总以为能找到一块江湖，但让我落脚的地方却都是社会。
我继续留意工作信息，并重新把背包收拾好，我觉得自己太孤独了，于是给背包起了个名字。
“梵高，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我把离开的因果告诉Sara阿姨，她也很无奈：“我的工资也很低，不过还是合法的工资，但是你知道……是合法的最低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有一份工作可以介绍给你，是另外一个中国老板。”
“谢谢，我想我还是自己找工作吧。”
我相信澳洲会有好的中国老板，尽管我没遇到过也没听任何人提起过。我也可以再给中国老板工作，但是我不可能在这个物价近乎中国五倍的国家里领着跟国内清扫工一样的工资，平均一天下来才他妈不到三十澳币，连个像样的餐馆都吃不起。
Phoebe在澳洲读过几年酒店管理，她知道中国的伙计都留不长，但即便是骑驴找马，留下一两周总是会有的，所以她还算聪明。
哎，其实她这人也挺傻的，这周她不在的时候我替她办的入住订单就有五百澳币。
第二天我收拾好准备出门，Phoebe看到我之后又笑眯眯的：“Sara阿姨刚洗好了被单，你有时间去叠了吧。”
“不行啊，我今天去面试。”我也笑着回复她。
其实我当然没有，我出来透透气。
我在图书馆度过了一整个下午，这里环境不错，我的心情也跟着好了些，虽然投过的简历还是没有任何回复，但我知道好消息正在悄悄地发生。
日子在推移，达尔文的雨季快要过去了。
再之后的几天里，我的工作就是早上打扫房间抵消住宿费——房间在网上的价格是每晚五十澳币，所以我最多只工作两个半小时，根本不理会那些堆成尿布一样的被子跟枕头。我把剩下的时间用来在图书馆投简历，询问中介，还坐上公交去周边更远一些的镇里找工作，都没有结果——直到Tina打给我一通电话。
当天傍晚我开心地回到旅馆，在门口让一个土著妇女拉住，她精神有些恍惚，对我支支吾吾地说着些什么，又像是喃喃自语，Phoebe试图制止她，弄得她边讲边哭。
“206的房客因为心脏病突发死掉了，现在尸体就躺在走廊。”Phoebe给我讲。
Phoebe是有急救证的——就是她会正确地抢救，但她说当时看到那个人躺在地上脸色苍白，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救护车过来确认了死亡信息，但是又不给抬走，只能等殡葬车来。几个小时后，我在前台的监控里看到四个男人抬着一个担架穿过后院，把尸体抬进一辆黑色的货车里，消失在夜色中。死者的家属也来了，警察也来了，Phoebe应对自如，基本上随时能哭出来。
我看她不需要帮忙，就关掉手机，回到了房间里。
——201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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